作为电影的《晚安，好运》

《晚安，好运》与其说作为电影而优秀，不如说作为宣传品而优秀。让我拍手称快的更应该是默罗的两点坚持：“错误不在星辰，而在于我们自己”以及“电视不应该作为娱乐大众的工具存在”。当默罗对着摄像机说着他的新闻追求时，坐在银屏外、电脑前、夜深人静的宿舍里的我忍不住小声的鼓掌与欢呼。同时，电影也成功把我带进了50年代里面（虽然我并不知道50年代的美国是什么样子）。在我看电影时我惊奇的觉得自己就置身在泛黄的旧报纸里，这种体验实在奇特。晃动的镜头框定住任意一个配角，让他在那几秒钟内成为全部，空旷的建筑物里，站着不动的人的剪影，黑人女爵士乐手的歌声无处不在。我想我那种忽然超脱时间与空间的体验应归因于以上这些因素的化学反应。

三月份的《书城》，吴亮在连载里继续讲着他的文青人生。这回他讲到了他九十年代初看电影的独特方式：他的兴趣全倾注到了电影里的街道、建筑、服饰和各种角色的形象上面。至于故事情节，他根本不去注意。他着迷于凝视着一个建筑物，他觉得那也是电影里的角色，只不过不会行动罢了……一群人来了，又走了，只有建筑还留在那里。

我觉得吴亮的说法确实很有意思，但我只有在香港星光大道的李小龙纪念铜像前面才能感受到他所表达的这种情绪。虽然我也一直认为情节是理解电影的障碍，就像情节会影响小说的阅读一样，可我却做不到像完全抛弃小说中的情节那样抛弃电影中的情节。然而这次，在看《晚安，好运》的一些镜头的时候，我忽然理解了吴亮。“晃动的镜头框定住任意一个配角，让他在那几秒钟内成为全部，空旷的建筑物里，站着不动的人的剪影，黑人女爵士乐手的歌声无处不在”，就是他们给了我把自己从情节中抽出，站到一边偷窥的时间与动力。

然而以上这一切并不能掩饰这部电影本身的无力与平面化。默罗被塑造成了一个神，或者依旧是一个传记上扁平的纸人：仅凭一盒肯特牌香烟和一台老式打字机就可以和麦卡锡主义斗争到底。此外，导演似乎要借默罗的口大声疾呼些什么，虽然振聋发聩，但因触及的过于笼统而肤浅，并没有达到太好的效果。看电影时，我一直期待着电影里的不论哪个谁能就民主、新闻自由或意识形态的纷争等的随便哪个做哪怕稍微再深入一点的讨论，但全片看下来，给我的却只是失望。在我看来，这部电影里的默罗就如同民主国家的高大全、雷锋，脸谱化得无法给人更切肤的感动。主角人性化的一面被忽视，无论如何都足以成为一个电影的致命伤。